在钟鸣街北面鲇鱼山头，原铜陵花炮厂围墙南侧的徐家祖坟墓群中，尚存一方明代古墓碑。碑文字迹历经风雨已显模糊，全文共28字，自右向左竖排五行，以隶体镌刻：
“明承事郎、石垣徐氏、察甫懿配，徐氏之墓。嘉靖元年正月初一徐氏众立”
其意即为：明代承事郎、石垣徐氏族人徐察公的贤德配偶徐氏之墓，由徐氏族人于嘉靖元年（1522）正月初一共同立碑。墓主人徐氏卒于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，次年立碑。时至2026年，这方历经504年沧桑的墓碑，不仅是铜陵石垣徐氏珍贵的宗族遗存，更牵系起一段跨越南北、连接地方望族与大明勋贵的血脉传奇——墓主人徐瑶，正是明代第五代兴安伯徐良的亲大姐。
她于明弘治九年（1496）春，从留都南京远嫁铜陵钟鸣徐氏，成为承事郎徐察之副室，以一身金枝玉叶，串联起两个徐氏家族的兴衰，在国史与方志的缝隙中，留下一段动人的家族往事。
一、兴安伯：大明靖难勋贵，超品世袭世家
徐瑶的家世，可上溯至明初兴安伯徐氏。其家族原籍湖广兴国州大冶县（今湖北黄石大冶市），崛起于决定明朝国运的靖难之役。
第一代兴安伯徐祥（1337—1404），早年曾追随陈友谅，后归附朱元璋，积功升至燕山右护卫副千户。建文元年（1399），朱棣起兵靖难，徐祥作为心腹旧部随军征战，屡立军功，由指挥使累迁至都指挥使。建文四年（1402）朱棣登基，大封靖难功臣，徐祥位列靖难十四伯爵之首，赐号“兴安伯”，岁禄一千石，授“奉天翊卫宣力武臣、特进荣禄大夫、柱国”，爵位超品，位在文武百官之上，子孙世袭罔替。
徐祥有三子，长子徐永早夭未袭爵，次子亦早卒无后，唯幼子徐麟一脉延续。徐麟随父参与靖难，以战功授金吾左卫指挥佥事，晋指挥同知，后奉旨“世官南京”，举家南迁，成为兴安伯家族的南京支脉。这支虽不主袭爵位，却世代执掌南京禁军，在留都军政体系中地位显赫，子弟自幼浸润于京师礼乐教化，徐瑶便出生于此。
传至四代，北京嫡系渐趋凋零：第三代徐贤有足疾，半俸闲居；第四代徐盛（1480—1504）早卒无子，爵位悬空。依明代宗法，需从近支旁亲中择人继爵，徐麟曾孙徐良（约1485—1533）因此入选。徐良本居南京，官至佥书南京中军都督府事，于正德三年（1508）十二月正式袭封兴安伯，移居北京，为第五代兴安伯。
而本文主人公徐瑶，正是徐良一母同胞的大姐，徐麟曾孙女、徐祥玄孙女，身上流淌着大明开国勋贵的血脉。
二、金枝玉叶落江南：徐瑶与钟鸣徐察的姻缘
徐瑶生于勋贵世家，父亲为世袭南京武官，母亲亦为官宦闺秀。明代勋贵女子虽无官职，却自带尊荣，自幼习诗书、明礼仪、知规矩，加之家族世代掌军，眼界气度远胜寻常闺阁女子。她早年曾嫁工部右侍郎之子，婚后两年夫亡，返家守居。
彼时其弟徐良尚未袭爵，家族虽有名望，却无北京嫡系那般权势财势，人生轨迹亦随之转折。
与此同时，皖南铜陵钟鸣石垣徐氏正处鼎盛。此支徐氏世代耕读传家，明代人才辈出，为地方望族。徐瑶后来的夫君徐察，正是家族佼佼者。
徐察之父徐昱，任铜陵东区粮长，虽仅七品散官，却长袖善舞，交游广阔，与南京户部尚书及南都多位高官往来密切，德行著于乡里。其事迹后上报朝廷，乾隆帝御批在钟鸣街头为其立牌坊，事迹载入乾隆《铜陵县志》《学宫》《庙宇》《义行》诸卷。
徐昱有八子，徐察为幼子，自幼品行端谨，勤勉务实，获授承事郎（正七品文散官），享有冠带荣身、减免差役之权，是典型的地方士绅。徐察正室为铜陵东联镇玉楼村盐运司运判（从六品）赵敏之女。依明代习俗，富家子弟年过三十无子可置副室。弘治六年（1493），赵夫人生子徐璂，时徐察已35岁。
经家族联姻，弘治九年（1496）春，徐瑶自南京远嫁钟鸣，成为徐察副室。这桩婚事，既成全了徐瑶的归宿，也为钟鸣徐氏带来了京师勋贵的声望与人脉，成为家族兴盛的重要助力。
三、从南都到古镇：徐瑶在钟鸣的岁月与归宿
自繁华南京来到古朴钟鸣，徐瑶的生活环境天差地别。钟鸣地处铜陵东部，黄山、九华山余脉环抱，山清水秀，民风淳厚，虽无京师喧嚣，却有江南清幽。
徐瑶虽为副室，却出身超品勋贵门第，身份特殊，家族上下敬重礼遇，夫君徐察亦对其颇为看重。她并无骄矜之气，恪守礼教，侍奉公婆、和睦家眷、打理内务，更将京师礼仪风习带入乡族，成为石垣徐氏与南京兴安伯支系之间重要的情感与信息纽带。
闲时读书刺绣，漫步街巷山水，钟鸣“九井十三街”的烟火、清凉寺与澄照寺的梵音、叶山竹涧的清幽，陪伴她度过漫长岁月。其弟徐良袭爵入京后，位列朝班之首，姐弟虽南北相隔，亲情未断，每年娘家皆有人前来探望，徐察夫妇亦曾在南京任职，往来于南都与钟鸣之间。
据族谱与墓志记载，徐瑶生有三子：徐瓖、徐珘、徐縹，后多依托娘家势力，在朝廷及南京任职。
徐瑶生于成化四年（1468），卒于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，享年54岁，历成化、弘治、正德、嘉靖四朝，见证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阶段。
徐察生于天顺二年（1458），卒于嘉靖八年（1529），享年72岁；
赵夫人生于天顺元年（1457），卒于嘉靖九年（1530），享年74岁。
依明代礼制与宗族规矩，徐瑶身为副室，未能与徐察及正室赵氏合葬，独葬于鲇鱼山徐家祖茔。
近代以来，祖茔历经沧桑，尤其上世纪五六十至八十年代，因“破四旧”与生产建设，诸多墓碑被挪作土模、桥石，损毁严重。所幸徐瑶之碑与“明处士徐用常之墓”碑得以留存，短短二十八字，不仅标记着一位女子的长眠之地，更成为两大明代官宦家族血脉交融的铁证。
四、血脉赓续：两段家史，一段回响
徐瑶的一生，是明代勋贵女子与地方望族联姻的典型缩影，更是湖北大冶兴安伯徐氏与铜陵石垣徐氏血脉交融的历史见证。
对兴安伯家族而言，徐瑶远嫁江南，使其血脉从北京主支、南京支系之外，又在铜陵钟鸣扎根，形成“一宗三支”的格局。大明倾覆、爵位烟消之后，这支血脉仍在皖南延续至今。
对石垣徐氏而言，徐瑶的到来不仅提升了家族声望，更带来京师文化礼仪，巩固了地方影响力。数百年来，家族绵延不绝，人才代出，鲇鱼山明代古碑至今仍是后人寻根问祖的重要信物。
二十年前，我与徐从森宗亲一同寻获这两方古碑。此后，我与兄长每年清明必往祭扫，心中常怀修缮祖茔之愿。后与兄长、徐海洋宗亲各出资两千元，亲力亲为，俭朴施工，终成重修之愿。
今据墓志、谱序文献梳理考释，还原徐瑶远嫁钟鸣的始末，意在钩沉史实，弘扬钟鸣本土真实可信的历史文化，让这段湮没于岁月的家族传奇，重为后人所知。